金字招牌俗话说，从一粒沙子看到一个世界，从一朵野花看到一个天堂。今天，我们就从服务贸易来看整个国际收支状况。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服务出口（以美元计价，下同）同比下降7.9%，进口下降17.4%；服务贸易继续逆差，但逆差同比下降26.2%，逆差额47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67亿美元。

　　一是跨境交付，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方的领土内，向另一成员方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在中国境内通过电信、邮政、计算机网络等手段，实现对境外的外国消费者的服务。

　　二是境外消费，指服务提供者在一成员方的领土内，向来自另一成员方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短期居留期间，享受国外的医疗服务。

　　三是商业存在，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方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在后者领土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外国服务类企业在中国设立公司，为中国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

　　四是自然人流动，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的身份进入另一成员方的领土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某外国律师作为外国律师事务所的驻华代表到中国境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率先在中国集中暴发，1月底国内就开始实行社交隔离甚至封城的政策，限制人员流动、企业开工、商场开市、学校开课。1月30日，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采取限制入境和通航的措施。这对跨境消费和自然人流动形式的经贸往来产生巨大影响。

　　如同疫情对各国服务业的冲击大于制造业一样，服务贸易降幅大于货物贸易。据中国海关统计，一季度，货物出口同比下降13.3%，进口下降2.9%，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8.5%，低于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的服务进出口总额下降14.3%的幅度；服务贸易相当于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6.5%，较上年同期回落了1.1个百分点。

　　服务贸易受影响较大主要是因为以自然人流动、跨境消费为主的旅游贸易受到直接冲击。旅游包括了出入境旅行、留学、就医等。今年一季度，旅游出口同比下降40.3%，进口下降29.7%，进出口额下降30.9%，较同期服务进出口平均降速高出16.6个百分点。

　　自2009年起，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差，旅游是服务逆差的主要来源。2009年至2019年，旅游项目平均贡献了服务逆差的81.6%，第二大项运输项目贡献了30.4%，第三大项知识产权使用费贡献了12.6%。

　　尽管旅游出口降幅大于进口，但因进口基数远大于出口，今年一季度旅游逆差415亿美元，下降28.3%，减少164亿美元，相当于服务逆差减少额的98.4%；运输项目逆差减少7亿美元，相当于服务逆差减少额的4.5%；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减少12亿美元，相当于服务逆差减少额的7.0%。

　　海关口径与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统计主要区别有二：一是海关口径的进口按照到岸价格CIF统计，包含了运费和保费（出口按离岸价格FOB统计），这按国际收支口径分别归入了服务贸易的运输和保险项下；二是海关口径“三来一补”中来料加工和出料加工主要是赚取工缴费，在国际收支口径下被视为不跨境的劳务输出，归入了服务贸易项下的“加工贸易”。

　　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顺差232亿美元，大于海关口径的顺差131亿美元；同比下降75.2%，略低于海关口径82.1%的降幅服务贸易四种形式。同期，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合计逆差239亿美元，上年同期顺差295亿美元，同比减少534亿美元。其中，货物顺差减少701亿美元，对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减少为正贡献131.3%；服务逆差减少167亿美元，对货物和服务差额减少为负贡献31.3%。

　　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是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额的主要来源。2005年初至2019年末，货物和服务顺差累计相当于经常项目顺差累计的105.5%。有鉴于此，预计今年一季度经常项目将再次录得季度逆差，上次为2018年第一季度逆差403亿美元，上年同期顺差301亿美元。但考虑到同期境内外汇供大于求，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482亿美元，预计一季度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下同）为顺差，上年同期逆差201亿美元。

　　一季度，受疫情蔓延、全球股灾影响，我国也像其他新兴市场一样，遭遇了跨境组合投资（又称跨境证券投资）净流出。股票通项下陆股通与港股通轧差后，累计净流出2001亿元人民币，上年同期为净流出159亿元人民币；境外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7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4.3%。二者合计，一季度，跨境组合投资净流出1267亿元人民币，上年同期为净流入262亿元人民币。

　　但这与资本项下净流入并不矛盾。据央行统计，一季度，我国境内外汇存款减少67亿美元，境内外汇增加277亿美元，显示市场主体更多用自有或借贷的外汇对外支付外汇。与之对应的是，当期，银行代客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295亿美元，与银行代客涉外外汇收付顺差17亿美元轧差后，为正缺口278亿美元，上年同期为负缺口101亿美元。

　　而无论是外汇存款减少还是外汇增加，如用于对外支付，都意味着资本项下外来投资（负债）流入增加或者对外投资（资产）流出减少。此外，在汇率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的情况下，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就是互为顺逆差的镜像关系。经常项目逆差自然对应资本项目顺差，不用人为去操心和匹配，这就是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稳定器”作用。

　　根据年初公布的《202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主要统计数据发布时间表》，5月8日将是第一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发布日（6月24日发布包括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在内的正式数）。前述判断是否准确，其实本周五就可以见分晓了。

　　如果这些判断与公布的数据出现偏差，一个原因可能是外汇局找到了补充数据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滞后的季度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与高频的月度数据之间出现较大偏离。2015年初至2019年底，季度与月度顺差合计之比为108.6%，其中，货物顺差之比为103.8%，服务逆差之比为99.8%。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银行结售汇顺差没有体现为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而被记录为其他渠道的资本流出，既可能是记为外来投资（负债）减少，也可能是记为对外投资（资产）增加。

　　其实，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个是借此进一步强调“汇率改革，机制比水平重要”。去年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汇率形成越来越市场化。随着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以为经常项目逆差汇率就一定贬值，资本流入汇率就一定升值，又或者是将汇率贬值等同于外汇供不应求，汇率升值等同于外汇供大于求，都是把问题想简单了。外汇市场是个有效市场，汇率是随机游走、非线性变化的，既难以事前预测，又难以事后解释。人民币已越来越具有成熟货币特征。

　　另一个是想借此说明运用高频数据可以对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状况做出研判，而不必等到低频的季度数据出笼。鉴于外汇市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研究无疑也是一种信息优势。至少，大可不必等到一季度国际收支数据发布时，再为经常项目逆差一惊一乍了。因为只要稍微做点功课，这个结果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应该大体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