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招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国际分工深化，全球服务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未来走势也日趋明朗。

　　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7年至2014年，所有收入类别国家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均有提升。其中，高收入国家由69.5%增至73.9%，中高收入国家由48.9%增至56.9%，中等收入国家由48.1%增至55.8%，低收入国家由40.4%增至47.7%。从地域分布看，2014年，除中东和北非地区外，所有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均超过50%。

　　在1990年至2013年的24年里，国际服务贸易增速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国际贸易的出口增速超过全球GDP增速；二是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超过货物贸易出口增速；三是近10年来，转型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其中，转型经济国家出口增速最快。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使全球服务贸易规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5年至2015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翻一番，接近10万亿美元。2015年，虽然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且出现13.23%的负增长，但服务贸易增速下滑速度仍低于货物贸易。

　　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中，服务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10年在贸易总出口中，虽然制造业占总出口的71%，服务业占总出口的22%，但按照新的增值贸易统计方法计算，在出口增加值的创造上，服务业（46%）大大高于制造业（43%），出口增加值的几乎一半（46%）来自服务业。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驱动力。

　　近10年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国家分布出现了三大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打破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服务贸易的利益格局，不仅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占比突破了30%，而且在旅游、建筑、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五大产业出口中占比接近或超过40%。二是世界前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已经跻身于全球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国行列。其中，2015年中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三是转型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贡献度增大。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额在全球占比达到了3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出现了三个变化：一是在服务贸易四大类统计中，运输、旅游两项传统服务的出口比重下降，由2000年的占比超过一半下降到2015年的43.7%，而包括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在内的其他服务在出口中占比提高，由2005年的48.97%提高到2015年的53.19%，占服务贸易出口的一半以上。二是在其他服务出口中，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的占比明显提高。2015年，其他商业服务占比最高，由2005年的19.36%增至2015年的21.25%；其次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占比由7.78%增至9.79%；再次是金融服务，占比由8.07%增至8.63%。三是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通信服务、技术服务等新兴服务增速较快，正在成为未来国际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其中，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增速最快，2005年至2013年，平均年增速为14%。

　　在国际服务贸易规模的区域分布上，欧洲、亚洲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2015年两大区域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市场的占比为73.6%，在服务贸易进口市场中占比74.2%。在国际服务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布上，2015年欧洲在与生产相关的服务、运输、旅游、保险和养老服务、金融、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商业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出口中全球占比最高。特别是在保险和养老服务、金融、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商业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方面，欧洲占据绝对优势，出口超过全球一半以上。亚洲在建设服务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出口超过全球一半。北美则在技术服务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服务贸易四大类。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中占据优势，发展中国家在货物贸易中占据优势。1996年至2013年，在服务贸易上，发达国家顺差，发展中国家逆差；在货物贸易上，发达国家逆差，发展中国家顺差。而从近1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收支的走势看，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顺差额逐年扩大，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逆差额逐年扩大，双方的比较优势差异有扩大的趋势。美国是全球第一大服务贸易顺差国，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服务贸易逆差国。

　　国际服务贸易壁垒分为五大类：外资所有权和其他市场准入限制、人员流动限制、其他歧视性措施和国际标准、竞争和国有化要求、监管透明度和管理要求。服务业行业特点不同，各国限务贸易的手段和重点也不同。

　　从国际服务贸易限制的主要手段看，201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显示，在18个行业中，外资所有权和其他市场准入限制是各国实行服务贸易限制的主要手段，主要分布在电视广播、海运、公路运输、保险、分销、电影、快递、商业银行、会计、空运等行业；人员流动限制是法律、工程和设计三大行业服务贸易限制的主要手段；其他歧视性措施和国际标准是建筑服务贸易限制的主要手段；竞争和国有化要求是音像、电信、铁路运输三大行业服务贸易限制的主要手段；监管透明度和管理要求是计算机行业服务贸易限制的主要手段。

　　与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不同，由于服务贸易的无形性，无法通过关境交易，一国国内规制或者说服务贸易的政府监管成为影响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近年来信息技术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化引发的规制缺位、规制壁垒也对现行国内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并对开展全球性的规制协调和规制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确保一国为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实施的服务业监管措施不会造成服务贸易壁垒，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近年来，WTO一直致力于构筑新的服务贸易监管国际框架。可以预见，在WTO框架下，未来国内规制改革将在明确国内监管的形式、透明度、必要性测试、国际标准、规制协调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国际背景下，改革和完善国内监管体制、促使国内监管与国际规制协调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是由美国、澳大利亚倡议实行的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美欧积极推动TISA谈判，旨在促使TISA诸边谈判协议与WTO多边谈判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兼容。新的服务贸易谈判将覆盖所有的服务部门，包括金融服务、ICT服务（包括电信和电子商务）、专业服务、海运服务、空运服务、快递服务、能源服务、商人临时进入、政府采购、国内管制的新规则等。随着国际社会对服务贸易认识的深化，WTO成员也对在扩大市场准入、完善国内规制，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多边谈判显示了浓厚的兴趣。预计随着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推进和TISA的进展，全球将迎来新一轮服务贸易自由化浪潮。

　　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三大产业间的传统界限，出现了服务业制造化和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生产引发的中间产品贸易的增加也表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两者并非分离，而是彼此互动共生，有机地融为一体。2017年WTO最新研究显示：运输、物流、分销为货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服务使全球价值链生产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跨境服务，就不可能有效地协调跨境生产，有效服务是提升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决定性因素；服务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将发挥重要作用。德国相关研究也认为，如果成功地将基于网络的服务整合进工业4.0，将极大发挥制造业的创新潜力。这意味着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将促使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